人事与组织合法化主要通过选举和任命两种方式来实现。
就法理而言，只要行政违法者实施行政违法行为，不履行法律规范所设定的第一性法律义务，就必然会破坏法律规范所确立的理想法秩序，这种抽象意义上的危害后果是所有行政违法行为实施后必然产生的共同结果。[14] 总之，行政执法者责令私主体对公主体进行赔偿的行为属于责令改正，但是责令私主体对私主体进行赔偿的行为应属于行政裁决。
在法律规范中还存在另一种情形，即由行政执法者责令作为私主体的行政违法者对其他私主体的损失进行经济赔偿，同样也属于责令恢复原状的行为。不作为形态的行政违法行为是一种消极的不实施行为状态，无法区分违法的完成时态与进行时态，都应属于进行时态的违法行为。笔者将责令改正行为的一般法理特质归纳为：责令改正是行政执法者具体化行政违法者所应承担的第一性行政法律义务的一种意思表示。(一)责令停产停业的法律性质 责令停产停业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典型的行政处罚，但是依据上文对责令改正法理特质的分析可以发现，在行政执法中的责令停产停业并非必然是行政处罚。然而，行政执法者做出责令改正的意思表示后，行政违法者完全有可能拒绝主动履行其中所要求的第一性法律义务，此时就需要通过实力行政行为强迫行政违法者履行该义务。
可见，责令改正行为所针对的是行政违法者的第一性法律义务，其内容在于要求行政违法者履行第一性法律义务，行政处罚行为所针对的是行政违法者的第二性法律义务(法律责任)，其内容在于要求行政违法者履行第二性法律义务。由于这种情形是因行政违法者没有履行申请行政许可的义务而导致了法律的负面评价，所以将其归入不作为形态的行政违法行为。可以说，公开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一项独立价值。
所谓宪法规范之司法建构，是一个司法规则的分散生产与宪法教义的集中整理之间无止境的互动过程。作为一个实践问题，宪法规范在部门法司法适用中有一定的援用空间，相关的司法论理、司法规则也是建构宪法教义学的重要素材之一。[27]邢斌文：《法院如何援用宪法——以齐案批复废止前后的司法实践为中心》，《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13]因此，眼下最值得做的，是细致观察部门法案件中宪法规范被实际运用的情况，这些虽不足以被仅仅称为宪法案件，但显然也不是传统的、典型的民法案件。
就失实报道是否承担侵权责任而言，法庭在过错要件的分析中纳入了舆论监督权的考量，提高了成立过错的门槛，从而为媒体提供了更多的保护。一般构成要件主要适用于过错责任形态，特殊侵权责任常常要根据法律的特别规定来确定其责任构成要件。
[62]此处隐含的逻辑是，被诉报道关乎社会公益，所以应当采取更高的过错认定标准，以便为媒体提供某种保护，此种标准被称之为主观恶意，而具体的认定依据就在于是否有诋毁、侮辱之情节。[59](2015)朝民初字第35676号。在若干媒体机构被诉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中，法院在判词中分别使用过诸如言论自由、舆论监督权、舆论监督之职责、新闻监督、正当舆论监督和言论评价的权利这些概念或表述，而这些表述在判词结构上位于本院认为……的部分，这是法院说理论证的核心部分。[16]对于针对公职人员的舆论监督，一般认为可以主张宪法第41条规定的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的保护，但若监督对象并非公职人员，则只能有助于宪法第35条的比较宽泛的言论自由条款。
[56]一般认为，国内司法实践中最早提出公众人物概念是在范志毅案，(2002)静民一(民)初字第1776号。[51](2015)朝民初字第21871号。[67]张翔教授指出，法律制定中未能考虑到公民的两项权利间可能的冲突，而于民事案件中出现了其中某项权利被过度压抑的情况，则司法机关可以通过适用宪法来进行补救。本案中，评论文章对汪峰的攻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并表现为如下具体措辞：其一，作者怀疑，汪峰明知该赛事涉赌，仍接受邀请，并对其否认知情的公开表态表示质疑，评价其一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架势，[52]其二，作者指责汪峰嗜赌，认为他对德州扑克所怀有的，是一种‘真爱，如飞蛾扑火一般上了，[53]其三，作者强烈谴责汪峰此举对于公众——尤其是孩子——的负面影响，质问哪怕只有一个孩子因此误导走上赌桌，步入歧途，你何以面对孩子和他的父母？此外，文章更使用了抛下私德当赌徒、丧尽天良等词句。
蜂飞公司、大乐公司、以及孔繁忠本人先后提起诉讼，指称法治周末报社(上述媒体的主办方)侵犯其名誉权，截至本文写作之时，总计有5起诉讼已审结，判决结果全部都是媒体方面获胜，不承担侵权责任。当舆论监督权需要与名誉权作平衡或取舍时，必须注意到，这项权利的核心意涵不能被牺牲。
[31]然而，就名誉权侵权而言，司法实践中普遍适用的规则来自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于1993年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其中第7条明确规定了损害事实、行为违法、因果关系和行为人主观过错这四要件。在这样一个立法者、司法者与学者的三方互动结构中，司法实践对于宪法规范的建构是不可或缺的，有时甚至是首当其冲的。
[35]参见李承亮：《侵权责任的违法性要件及其类型化——以过错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兴起与演变为背景》，《清华法学》2010年第5期。(四)小结 基于以上梳理，可以说，舆论监督权在名誉权诉讼中是真实且直接地发挥了规范作用的，尽管只是比较有限的作用。可见，最高人民法院意图在司法实践中建构一套保护名誉权的法律禁令，以便为名誉权这种并非传统意义上之绝对权的权益划出更为清晰的保护范围，以平衡社会生活中其他主体的合法权利与利益。其中，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及其上诉管辖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所审理的若干宗案件中，侵权责任构成的个案分析之中融入了明显的宪法规范的要素，有可能在实质意义上展现作为宪法权利的舆论监督权如何对既有的名誉权侵权责任构成进行塑造。此时，如果缺少违法性要件来反向排除那些应当被容许、被鼓励、被保护的舆论监督方式，那么这类实际上有益于社会的新闻报道将不能免责，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如陈道英副教授所说，如果没有海量案例，则无以催生对‘言论的精确定义。
在此一并简称为蜂飞文化系列案。很自然的，舆论监督权首先不可能保护(故意)捏造事实或故意传播明知为虚假的消息的行为，如通常所说的假新闻。
[19]王泽鉴：《侵权行为》(第三版)，第135页。其中援引宪法权利的一方，并非对抗公权力之压制，而是要证立其与对方当事人之民事权利之间的合理界限，其背后的法理支持自然有所不同。
[53](2015)朝民初字第21871号。张靓颖诉《北京青年》杂志社等名誉权案，(2015)朝民初字第35676号。
舆论监督的本义在于，如实地公开、恰当地评论。参见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依此类推，可以获得大量基于实践的司法规则，这些正是规范的体系性建构的第一手素材。[20]因此，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可概括为：立足于在名誉权诉讼的层面分析舆论监督权的规范作用，须首先接纳侵权责任的一般分析框架，再从中确定相关的宪法基准为何。
我们可以推知，与公共议题无关、纯粹点评私人事务的言论，是不能纳入到舆论监督权的保护范围的(尽管并不妨碍其主张言论自由的一般性的宪法保护)。(三)蜂飞文化系列案 朝阳区人民法院与其上诉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审理了好几起彼此关联的案件。
舆论监督，是指借助于舆论而实现的监督，即，作为监督之核心力量的压力，在此处是一种被曝光、被传播和被议论的压力，是将特定信息、事态或举动摊开在公众视域中。(２)过错 过错，本质上是指行为人的可责性。
【中文关键词】 舆论监督权。[55]这一条理由在胡觉照与广东省文化艺术信息中心名誉权纠纷案的二审判决中有提及，(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2209号。
第二，当前，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法院在判决说理论证的质素上，是参差不齐的。二、方法与材料 王泽鉴教授曾指出，首先应肯定的是人格权与言论自由系同受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并无价值高低之分，故不能认言论自由当然具有高于人格权的优先价值，并据此衡量相冲突的基本权利……应再探讨的是调和此两种基本权利的宪法基准。至于实践材料的选取，本文分别以新闻监督、舆论监督作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作判决书全文检索，并限定自2015年至2018年5月22日的时间区间。本文的重点不在于对宪法援引作数量统计，[25]而在于对法律适用中的宪法论理作质量上的深入分析。
(2016)京03民终1685号(二审)。在个案中，特定言辞是否属于侮辱，多半是存在解释空间的，舆论监督权的效力之一是提升对言论的包容度，即提高侮辱的认定标准。
武汉430072〕 [1]王泽鉴：《侵权行为》(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9页。[58](2015)朝民初字第35676号。
北京地区法院系统的判决书质量有口皆碑，笔者从前期的梳理与对比工作中也得出这一印象，从学理上讲，来自北京法院系统的名誉权案件判决书具备相对更高的研究价值。其中第7条第1段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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